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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朝公主和亲的政治性考量

2019-11-30来源:半岛新闻网

之前在《那些年泼在文成公主身上的脏水》系列里涉及了唐朝“公主和亲”的内容,但感觉言之未尽。今天我从一个更高的视角,详细说说“”唐朝和亲制度的政治性问题。

唐朝公主和亲的政治性考量

文成公主入藏图

本文会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:1、唐朝“天下秩序”的构建;2、“天下秩序”四大支柱;3、和亲制度的外交取舍和政治向背;4、公主和亲与国力强弱的逻辑关系;5、从和亲公主的去向,窥见唐朝外交的重心。

很多人一提到“公主和亲”马上就肝火上升、气串两肋,大骂朝廷暗弱、军力不足,使一弱女子离乡背井远赴异域。

不得不承认,确实有些公主和亲是在被逼无奈的状况下成行的,但有些和亲则存在明显的政策性诉求。

今天我们就以唐朝参与和亲的十九位公主为例,分析一下唐朝在此事上的政治性考量。

在谈及公主和亲之前,我们先来说说唐朝的时代背景。

一、唐朝“天下秩序”的形成。

唐朝的“天下观”沿袭自隋朝毋庸置疑,但隋乱之后,长城南北形势互易,突厥趁中原纷乱之际,从向隋称臣一跃而成天下霸主。

唐朝公主和亲的政治性考量

《旧唐书·突厥传》也称其:“控弦百余万,北狄之盛,未之有也。高视阴山,有轻中夏之志。”

此时的唐朝,完全谈不到所谓“天下秩序”的构建。

公元626年(唐武德九年),突厥颉利可汗挥兵二十万直入关中,刚刚通过玄武门之变,拿到唐朝控制权就李世民,不得不在渭水河边与突厥斩白马立盟,史称“渭水之盟”。

但李世民毕竟是李世民,他即位后励精图治,任用贤能,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,同时训师经武,联络对突厥不满的部族。不过短短三年,中原便恢复了元气,长城内外战略形势再度易转。

贞观三年(629年),李世民以颉利可汗既请和亲,又援助梁师都为借口,六路大军齐头并进北伐突厥。次年,唐军大败突厥,生擒颉利可汗,东突厥灭亡。

当时,东突厥为北方魁首,威势尚存,但在唐军打击下,如沸汤泼雪旋即而亡。此事一出,整个亚洲的游牧部落无不震慑,太宗“天可汗”之名已成。

唐朝公主和亲的政治性考量

从此时开始,唐朝才有能力开始构筑属于自己,有别于隋朝的“天下秩序”构架。

唐朝公主和亲的政治性考量

二、构建“天下秩序”的四大柱脚。

在属于唐朝的“天下秩序”模型中,有四个结构性的支柱撑起了整个体系。它们分别是“羁縻州府制度”、“质子及宿卫制度”、“内附蕃夷子弟入学(国子监)制度”及“公主和亲制度”。

由于此篇文章不是专门讨论唐朝的“天下秩序”构型,故前三大制度不详述,我们只详细阐释一下“公主和亲”制度。

和亲制度肇始于西汉,汉臣娄敬曾上书汉高祖申明利害:

其一、蛮夷因和亲而获中原“厚币”,基于爱慕中原物资,必然大受欢迎,连带内地礼数风俗可透过和亲产生影响力;

其二、和亲公主必因彼等爱慕“重币”而为“阏氏”(王后),并于中原成为翁婿关系;

其三、若和亲公主之子继承大统,则岂有外孙与外祖父相抗衡的道理?

唐朝公主和亲的政治性考量

几乎一模一样的话李世民也说过,“北狄风俗,多由内政,亦既生子,则我外孙,不侵中国,断可知矣。”

唐朝公主和亲的政治性考量

由此可见,公主和亲制度从肇始之日起,便暗藏政策性的内核。

汉地政权寄希望于通过这种政策,对周边政权施行软实力影响。至于其政策是否奏效则因人而异、因时而异,谁都不敢保证效果如何。

同时,上述两段话也可以解释,为何汉族政权始终都是嫁女儿,从未有娶皇后案例。因为,和亲的长远目标是出现一个带有汉族血统的异族政权首领,而不是相反。

说到软实力影响,与公主和亲相配套的还有“纳质”、“宿卫”和“入学”三个手段,这就是我们前述的“质子及宿卫制度”和“内附蕃夷子弟入学(国子监)制度”

唐朝时,曾要求内附诸蕃首领自身或首领的子侄入朝为质,《贞观政要》便记载:“选其酋首,遣居宿卫”,类似记载在新旧唐书中也屡见不鲜。

唐朝公主和亲的政治性考量

唐朝公主和亲的政治性考量

对于这些入京为质的人员,唐朝有一整套相应措施,一般先是入国子监学习汉族文化,然后根据“个人表现”、“政权重要性”以及“其在国内的影响力”相应“授官宿卫”

《册府元龟》曾记载这样一件趣事,吐火罗叶护(君主)的弟弟,在长安为质获授四品中郎将。他感觉很委屈上书朝廷叫屈,因为同为人质的吐火罗属国石国龟兹国人员获授了三品将军。

同时,这些入学国子监的质子们,对唐文化的仰慕达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。

他们不但着汉服说汉话,还能熟练的吟诗作对,甚至曾有吐蕃使臣太过仰慕唐朝文化,死活不想回国,请人代言皇帝:“跟我国内说,我已经死了。”(“伏望报之云其使已死”)

唐朝公主和亲的政治性考量

三、和亲制度下的外交取舍和向背。

除软实力影响外,公主和亲还标明了唐朝对外的取舍倾向和亲疏向背。

这一点上,对薛延陀的态度的变化是最典型的例子。

隋乱之时,唐朝和薛延陀共同感受着东突厥的压力,李世民在联合薛延陀打败了东突厥后,薛延陀归附唐朝并建立了薛延陀汗国。

在贞观十三年(公元639年)前,两国关系尚好,李世民曾将新兴公主许婚薛延陀。

这位新兴公主是李世民第十五女,根正苗红的唐朝公主,如果她能顺利和亲,将是唐朝历史上第一位和亲异域的唐朝公主。

因为之前参与和亲的弘化公主(吐谷浑)和文成公主(吐蕃)都是宗室女,而再前的四位公主,虽有两位是李渊的亲生女儿,但嫁的都是归附唐朝的异族大将。详见文中“唐朝公主和亲一览表”

唐朝公主和亲的政治性考量

但薛延陀最终也未能娶到新兴公主,因为唐朝发现薛延陀汗国已在北方做大,隐隐有第二个东突厥之势。

李世民也挺逗,当时薛延陀赶着十万匹杂畜作为聘礼前来迎亲,可途中遭遇暴风雪袭击,牲畜冻毙走失过半。

太宗便以“聘礼不足”作为理由回绝了薛延陀。

李世民当然不差这点牲畜,如果有必要就是倒搭点牲畜,他也能把女儿嫁出去。

唐庭君臣的一次奏对,充分说明了唐庭在此事上取舍的原因。

如果将公主嫁给了薛延陀相当于认可了其地位,会让周边族裔更加驯服。(“今以女妻之,彼自恃大国之婿,杂姓谁敢不服!”)

而如果不许婚,那就会让周边族裔知道,薛延陀并没有获得唐朝的支持,不久他们就会崩盘。(“今吾绝其昏,杀其礼,杂姓知我弃之,不日将瓜剖之矣”)

唐朝公主和亲的政治性考量

果如李世民所言,三年后(贞观十二年,724),薛延陀在唐朝分化瓦解和周边族裔围攻下灭亡。

同样,在对吐谷浑国内政治势力的支持上,也能看出唐朝和亲的选择性。

吐谷浑王慕容·诺曷钵继位之初,年纪幼小,朝中大臣争权导致国家大乱。当时诺曷钵并不是其国内势力最大的政治势力,但唐朝决定投注于他,先派李靖领军弹压各方势力,而后封诺曷钵河源郡王。

等到贞观十年(636),诺曷钵亲自入长安求婚,李世民又将弘化公主相嫁,嫁妆甚为丰厚。

通过弘化公主的和亲,诺曷钵相当于获得了当时东亚霸主的背书,逐渐稳定住了局面。

唐朝公主和亲的政治性考量

从上述两个相悖的例子可以看出,唐朝对和亲与否的问题上,更多表现在政治投资上。通过和亲与否的选择,来表明对其政权的取舍,并以和亲的方式,谋取唐朝利益的最大化。

由此可见,以初唐、盛唐的强势地位来说,迎娶唐朝公主(尚公主)是件极为荣耀的事情,各方势力乐此不疲,如果求亲未遂自然会非常恼火。

玄宗开元十二年(724年)突厥毗伽可汗在求婚被拒后,便口出怨言“屡请不获,愧见诸蕃耳”。

唐朝公主和亲的政治性考量

“屡请不获,愧见诸蕃耳”,足见运作良好的唐朝和亲制度,在周边异族政权中的影响力。

甚至到了中唐时期,虽然经过安史之乱的打击,唐朝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,但依旧能够凭借公主和亲获得利益。

中唐时期(肃宗、代宗、德宗三朝),面对吐蕃尽占河陇的巨大压力,三位全部和亲回纥(回鹘),成功建立了唐回之间的“反吐蕃联盟”。

回纥可汗在迎娶唐朝公主后与吐蕃决裂,并称昔为兄弟,今为半子,如果吐蕃为患,子当为父除害。(“昔为兄弟,今为子婿,半子也。如果吐蕃为患,子当为父除之”)

唐朝公主和亲的政治性考量

四、公主和亲与唐朝国力强弱的关联性

有很多人将公主和亲归咎于国力孱弱,并以此作为唐朝国力不强的证据。但其实唐朝和亲密度最大的时期,恰好是唐朝国力最鼎盛的时间,为了说明这个问题,我特意整理了一张唐朝公主和亲的表格。

唐朝公主和亲的政治性考量

唐朝公主和亲的政治性考量

唐朝公主和亲的政治性考量

上面是我从《唐会要》中整理出的《唐朝和亲公主基本信息一览表》,表中的19位公主都是和亲成功的,另有几位公主许了婚,但唐朝后又悔婚,未能成行,不在此列。

表中有一处颇为值得玩味,如果以皇帝的时期作为划分,太宗李世民时期共有6位公主出嫁,占比31.6%;中宗李显时期1位,就是金城公主;玄宗李隆基时期最多达到了8位,占比42.1%;肃宗、代宗、德宗、穆宗时期各1位。

换句话说,初唐、盛唐时期和亲公主15位,占比高达79%,而到了内忧外患的中唐、晚唐,只有4位公主和亲,占比只有21%。

如果按照网上流行的理论,岂不意味着初唐、盛唐弱于中晚唐?

其实,对于“公主和亲”有一个多少带点悖论的理论,即“和亲”说明双方都没有充足把握,用菜刀直接解决问题。换句话说,“和亲其实双方能够妥协的产物。”

因为,如果一方已经是碾压性的优势,就不需要和亲了,直接抢岂不更简单些?

安史之乱后吐蕃鲸吞河陇、西域,兵锋时时威胁关中,唐蕃间反倒没有和亲基础了。

这恰好与前表格中和亲公主的年代相吻合,中晚唐时期,唐朝内忧外患,此时和亲又有何用?

说真的,如果一个公主就能解决边患的问题,那还养军队干什么?多生几个公主就行了!

“和亲”始终是种政治手段,而政治手段,恰恰在国力强的时候管用,真到积贫积弱的阶段,反倒是军队管用,正所谓“弱国无外交”。

唐朝公主和亲的政治性考量

另外,从和亲公主的去向,也可以窥见唐朝外交的重心。

19位和亲公主中只有6位嫁到东部,2位和亲奚、4位和亲契丹,占比31%。

其余全部远嫁西部,分别是吐蕃2位、突厥3位、铁勒1位、吐谷浑1位、突骑施1位、宁国1位、回纥(回鹘)4位。

这说明唐朝对西部的重视远超东部,反过来说就是,西部对唐朝的重要性和对关中腹地的威胁也远超东部。

这一点,从唐朝节度使的设置和拥兵数量能够清楚的看出。

唐朝公主和亲的政治性考量

在“天宝十节度”的兵力数量上,控制西北的安西、北庭、拢右、朔方、河西五大节度使坐拥精兵二十五万余人,占全部全军总量的52.7%。如果再算上西南方向控制南诏、吐蕃的剑南节度使,整个西北军队数量占比超过六成。

而号称“掌控半数天下雄兵”的安禄山所控制的范阳、平卢两镇军队定额14.6万人,占比不过26%(安禄山只能控制河东的一部分军队)。这也和他起兵15万人,诈称20万的人数相符合。

与此数据相吻合的是,公元713年—755年间(玄宗开元初年至天宝十四年),唐朝总计对吐蕃用兵26次,对突厥12次,对南诏6次,而对契丹和奚则只有9次和2次,西部军区的军事行动占比高达80%。

唐朝公主和亲的政治性考量

哪个方向对关中威胁更大一目了然了吧!

以公主和亲的方式分化、拉拢西部各政治势力,也就成了唐朝政策实施的重要手段。

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,所谓“和亲源于国力弱”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,唐朝国力最强之时,正是和亲手段用的最频繁的时期,也只有在这一时期,和亲的政策效果才更明显。

对于一个君王来说,很多时候和做生意的商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,二者都时时刻刻谋求“以最低成本,获取最大利益”。

所以,自古以来“效费比”就是考量事务可行性的基础,从不考虑“效费比”的皇帝,通常都干不太长,比如隋炀帝。

而“公主和亲”算是一个效费比相当优秀的“低成本解决方案”,因为战争毫无疑问是成本最高的方式。

唐朝公主和亲的政治性考量

综上所述,“公主和亲”是一种政策性的手段,其根本在于“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利益”。

这种政策的实施确实与国力强弱有关,但是正相关状态,即国力越强和亲政策效果越好,而不是相反。

说了这么多有关和亲的内容,我们一直都是从更宏观政策性的角度来谈论问题,但如果从个体的角度上说,“和亲”就显得不那么人道了。

毕竟,让一个弱女子离亲别友、背井离乡,生活在风俗迥异的异地,有悖于中国自古以来的人伦传统。

另外,汉藏史料里确实都有两位公主生活不算幸福的记载,甚至金城公主曾动过出走失密国(今克什米尔地区)的念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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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,唐诗中对于和亲的公主多有同情,最有代表性的,当属李山甫所作七绝《代崇徽公主意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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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遣妾一身安社稷,不知何处用将军?”真是无限讽刺!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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